蔡名智油画作品：语文课

我3岁时已能背诵多首唐诗宋词，左邻右舍见我摇头晃脑的模样挺乖，纷纷点赞：“这娃儿是个天才”。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，邻里这么粉，他们脸上自然有光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4岁那年，肆虐全国的流行性脑膜炎将幼小的我击倒，那个时代医疗条件极差，父母急上心火，见西医没凑效，就背着我四处访郎中寻秘方，这样折腾了一整年，我要么是在床上，要么是在父母的背上，还因各类药物吃得过多，经常处于迷幻状态。当我渐渐康复时，不但唐诗宋词忘得精光，而且连走路这事儿都得像奶娃儿那样重头再来。

“好遭罪噢”，左邻右舍又纷纷惋叹：“唉，这娃儿可惜了！”

我父母是人随大流的那类人，他们潜意识里也以为我只是有幸拣了回一条命，日后不瓜不傻也会很呆笨，于是我的人生得着他们“无为而治”，我无拘无束地成长，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幼年时的笔者与年轻的父母

我刚学会写字那会，总爱在家里的板壁上歪歪扭扭地写上科学家、作家和英雄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词语，父母不明白这其实就是我最初的梦想，是从唐诗宋词里潜滋暗长的鸿鹄之志。

父亲成份不好，每当政治风暴袭来时，就会成为狂躁运动的火力标靶，他的消极避世和圆滑老狡，让家凭添了几分令人窒息的压抑，父亲灰暗的天空自然无法照亮我人生梦想。

但唐诗宋词也不是那么好惹的，那怕它像微风从我心灵深处轻拂而过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写点自以为美的打游诗，飞叉叉地贴上板壁。父母丝毫不在意我渴望夸奖的眼神，他们总是嗔怪地瞟我一眼，撇撇嘴就撕了下来，板壁上留下我许多梦碎的痕迹。

小学四年级时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，我以为我们家遭遇的种种不公，都是美帝国主义和四人帮造成的。有天上语文课，曹姓老师要我们用雄辩一词造句，深揭猛批四人帮。出于对四人帮莫名的憎恨，我的小心机就上来了，模仿大人占便宜的那种口秽，洋洋得意地写道：历史雄辩地证明，四人帮是我的儿女。

曹老师的脸瞬间就塌方了，她把我的作业本狠狠扔上讲台上，粉笔灰溅如狼烟。她当着全班同学面厉声挥斥我：四人帮是你儿女，你支持你儿女篡党夺权，要查你祖宗八代的成份。

我被惊吓到哇哇大哭，那是我学生时代最恐怖的一天！

好在新时代的大门渐渐打开，家庭成份不再是人生原罪，也不再是升学路上的政治羁绊。考入初中后，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航，成份论如同糠秕被风吹散……

那时最先复活的就是唐诗宋词，她一直蛰伏在我内心深处，好像只要春雷一炸响，就会生根发芽。只是我们的语文课依然古板，缺少空灵。每篇课文都囿于中心思想，段落大意，甚至连语法修辞、遣词造句都教的老套。有次写春天的作文，我诗兴大发，把葡萄形容为绿色的音符，把麦浪比喻为摇曳的金穗。老师在课堂上调笑说：你天马行空，咋不把瀑布写成流淌的银河呢？

我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心里想，老师，难道这样思想不美么？

人生终将遇到自己的恩师，我也一样。我高中的语文化老师叫杨继昌，没错，天下有两位杨济昌，一位是毛润之的老师，后来还成了他岳父；另一位就是鄙人的恩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！

杨继昌老师与冯玉娥师母

起初，我并不太喜欢杨老师。他走路的样子很酷，好像从不抬头；他杖策携烟，满袖芳蕤，食指和中指都被薰成了金手指；要命的是，他还把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的羽扇纶巾读成了羽扇仑巾，一度成为师生笑谈。

扬老师的确算不上名师，如果把名师比作李白，杨老师就是少陵野老的杜甫，他沉稳内敛，关心时政，颇有家国情怀，这些都像杜甫的风骨。而受唐诗宋词熏陶的我，洽恰在此与他趣味相投。有时在校园碰上，从不理会世界的杨老师，竟然会主动抬起头来向我招呼，问某某新闻看了吗？某某消息知道不？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，社会急剧转型，文化冲突异常激烈，学校有老师手持剪刀守在校门口，专治穿喇叭裤和烫发的学生。唯杨老师仍是一副走路不抬头的样子，从不在学生着装打扮上指手画脚，我们班成为学校首屈一指的时尚特区。

我感觉自己遇到了一个思想者，巴尔扎克曾说，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才是真正力量无边的人。果然，不囿于条条匡匡杨老师，把语文课教出了风采。他的课有盖碗茶的声音、故事会的生动，评书的精彩和历史课的演绎，完全脱离了传统语文教学的窠臼。只当思想扑闪自由的翅膀，才会唤醒学生翱翔的意识。

我突然发现作文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，有次暑期作文，我一改学生时代一以惯之的“抒情赞美体”，用社会微观察的视角，记述了沉渣泛起的乡村婚俗礼金带给父母的困扰、焦虑和打肿脸充胖子的幽怨……杨老师不但打了高分，还给我留言：你很有文学天赋，努力吧！

这是3岁后，我重新获得的巅峰赏识！

人生的时间是限量版的，有些事只有回头看，才会有拨云见日的顿悟。比如父母因血缘关系是没得选的，但老师却不同，恰如司马光所说：“经师易遇，人师难遇”，而有思想的老师，往往比名师更能传递触动心灵的力量。

父母在左，老师在右，我与少陵野老杨继昌的师生缘，就是这样简约而奇妙。他那句夸赞，改变我人生之旅！